万家灯火处，团圆欢乐时。2026年春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年轻学者们回到家乡，走街串巷，访亲问友，深入一线调研，以智库学者的视角观察时代之变。本文以口述实录的方式，记录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人员李昱彤、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谭旖琦，分别实地走访家乡北京市上地地区和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的所见所闻，他们分别从产业发展和环境治理的角度，描述中国近年来的巨大变化。

谭旖琦：从“工业重镇”到“绿色新城”，佛山市南海区蝶变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生态环境法典即将进入审议的关键一年。作为长期关注资源与环境政策的青年研究者，春节假期我回到了家乡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这座承载着千年水乡记忆、又深耕工业发展数十年的城市，特意重走了儿时熟悉的桑基鱼塘、旧工业园与河涌。在新旧场景的碰撞中，见证了家乡从“工业重镇”到“绿色新城”的蝶变，探寻了生态政策在县域落地的一线实践。

桑基鱼塘的“古今对话”——从生态智慧到现代低碳。儿时，西樵山脚下的桑基鱼塘是家乡最鲜明的印记，桑叶喂蚕、蚕粪养鱼、塘泥肥桑，形成了“桑—蚕—鱼”的循环生态链，这是古人的生态智慧。如今，这片桑基鱼塘被列为生态保护遗址，周边建起了现代农业示范园，不远处的狮山，总投资6亿元的220千伏构网型储能电站正加速建设，计划2026年底投用。一边是千年不变的生态循环、一边是现代新型电力系统的前沿实践，古老的水乡智慧与“十五五”绿色低碳政策完美呼应，让我深刻体会到了生态传承的真正含义。

工业园的“华丽转身”——从“高耗能高污染”到“绿电赋能”。记忆中，家后面的松夏工业园是南海工业的缩影，十几年前，这里的工厂是典型的“高耗能、高污染”园区，烟囱冒着黑烟，周边河涌泛着异味的场景时常发生。而此次走访发现，园区早已旧貌换新颜。昔日的黑烟囱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太阳能光伏板；传统高耗能企业完成低碳改造，全部被接入南海绿电网络；园区的生活垃圾被统一收集，送往九江镇的资源化利用项目转化为绿氢和清洁能源。从“双高园区”到“绿电赋能”，这正是绿色产业政策在县域落地的生动写照。

河涌两岸的“新旧更迭”——从“污水横流”到“水清岸绿”。家门前的松岗河涌是我们小时候玩耍的乐园，后来因工业废水排放、管理不善，昔日鱼翔浅底的景象也不复再现。这几年南海重点推进河涌综合治理，完善了污水收集网络、扩大了污水处理规模、落实沿岸工厂生态环境治理责任，让“母亲河”重新焕发活力。河涌两岸变成了水清岸绿的碧道，岸边铺设了健身步道，春节期间，还设立了迎春花市热闹非凡，各乡各里的街坊邻里聚集在这里，沿着碧道散步、赏景，热闹非凡。

作为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的青年研究人员，南海的新旧变迁，不仅让我感受到家乡的发展与进步，更让我对绿色低碳发展政策有了更直观、更深刻的理解。其一，生态传承与创新发展要相辅相成。南海没有抛弃“桑基鱼塘”的千年生态智慧，而是将其与现代低碳技术、实现“双碳”目标结合，实现了“古生态”与“新发展”的共生，这为县域生态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板。其二，政策落地要兼顾产业发展与民生福祉。从工业园低碳改造到河涌综合治理、从绿电网络铺设到超充站布局，南海的实践证明，只有让绿色发展惠及产业、惠及民生，才能让政策真正落地生根。其三，青年研究者要扎根一线、倾听基层。此次返乡，我收集到了最鲜活的政策落地案例，也深刻认识到，国家资源与环境政策的制定，离不开对基层实践的深入调研，离不开对历史与现实的充分尊重。

李昱彤：从菜地到科技之巅，北京市上地进阶史

我是1998年出生的，从小就住在北京市的上地、西二旗一片。小区里的老街坊们下象棋时，总爱聊这儿的“老黄历”。今年回家，我特意翻了翻老档案，又去和几位老邻居聊聊，这才真切感觉到：从上世纪80年代的纺织机鸣，到如今后厂村路的流量晚高峰，我家门口这几条街，实打实地刻录了中国高科技从跟跑、并跑再到领跑的自立自强史。

80年代：纺织与机械，传统工业的转型。那时的上地，还是海淀的北郊农场，是保障城里人吃菜的“大白菜基地”。大片的稻田和玉米地之间，零星散落着像清河制呢厂、北京机械厂这样老底子的工业企业。那时候的支柱是纺织和基础机械，产值虽然稳定，但还没跟“科技”沾上边。1988年，“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热火烧到了北边，北京市正式规划建设上地信息产业基地。老人们记得，那年推土机开进了庄稼地，一个时代开始落幕。

90年代：汉卡与机箱，中国硬件的破土。90年代是上地科技基因的萌芽期。1991年，中国第一个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在上地开工。当时最火的支柱产业是计算机硬件制造。联想从南边搬来，联想汉卡出现，中国人第一次能在电脑上顺滑地打出方块字。随后，方正、用友等企业扎堆入驻，上地成了“中国硅谷”的代名词。这期间，IBM、惠普等外资巨头开始入驻，外资产值占比一度冲高到30%以上，带教了初生的中国高科技。但老辈人很自豪：虽然那时候咱们还戴着“组装厂”的帽子，但联想等本土企业的崛起，已经证明了中国人能做自己的电脑。

2000年-2012年：软件园崛起，互联网跟跑变并跑。千禧年后，中关村软件园一期落成。支柱产业从硬件制造转向了软件外包与互联网服务。这时候外企占比达到巅峰，甲骨文（Oracle）、微软的LOGO在园区里非常显眼，很多中国软件公司其实是在给他们做外包。但变化也在悄然发生：2005年百度总部落地，随后新浪、网易、腾讯北京总部不断搬迁过来。中国互联网企业开始从模仿走向并跑。到2012年软件园二期建设时，本土互联网巨头已在规模上与外资分庭抗礼，园区总产值突破千亿元大关。

2013年至今：AI与硬科技爆发，本土企业领跑全球。如今，上地的支柱产业进化为人工智能（AI）、大数据、云计算以及移动互联网生态。

人工智能与自动驾驶紧跟世界前沿，百度All in AI。在软件园的内部路上，能看到阿波罗的自动驾驶车在路测。芯片与硬科技逐步自研，小米不仅把手机卖到了全球第一梯队，更在周边建立起了庞大的智能硬件生态，并在这个区域大力投入自研芯片和造车业务。国民级应用加速出海，快手、字节跳动、滴滴、美团，这些从这里走出的“独角兽”不仅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更让TikTok、Temu等应用席卷全球。以前我们羡慕硅谷的产品，现在是硅谷在研究我们的算法。

产值快速上升，但外资占比逐步下降。中关村软件园每平方公里的产值高达1800多亿元，不仅是全国第一，在世界上也是顶尖的“高产田”。内资民企成为绝对主导，外资退居配角。如今，园区内90%以上的产值由本土民营企业贡献。曾经风光无限的甲骨文、微软等外资研发中心，在创新速度和市场份额上已经被国内大厂全面超越。外资企业产值占比已从高峰期的40%跌至20%以下。找工作时，年轻的程序员们首选不再是外企，而是能提供更大技术舞台的中国“大厂”。

从清河制呢厂的烟囱，到联想的汉卡，再到字节跳动的算法和小米的澎湃芯片，上世纪80年代我们种的是白菜，90年代我们组装别人的电脑，2000年我们给外国人写代码，而现在，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定义未来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