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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国强:“一带一路”坚定全球化信心 优化全球治理体系
2017-5-15 00:48

   “当大家都担心全球化步入‘十字路口’,甚至可能倒退的时候,‘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召开,对维护全球化大局将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在全球瞩目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前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深入阐述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化、全球治理的重要影响。

   隆国强表示,当前,技术进步的力量,格局变化的力量,还有思潮理论变化的力量,正从不同的方面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加速变革。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坚定了全球化信心,而且从理念到内容,都对优化全球治理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他同时强调,要找准定位,中国仅是新加入的、能够在全球治理体系里做贡献的一员,目前还不具备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的能力。未来,为了能够为完善全球治理作出更大贡献,我国还须紧锣密鼓地增强自身硬实力和软实力。

   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迈入加速期

   中国经济时报: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逆全球化思潮涌动,围绕全球治理体系的博弈也正在不断加剧。请你分析一下,全球治理正面临哪些新挑战?

   隆国强:当今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在二战结束以后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全球治理体系本身一直在演变过程中,而现在正处于加速演变时期。

   多年来,技术进步和生产力一直推动着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是推动全球化的根本动力。当前,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是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但它也带来了诸如信息安全、数据的跨境流动等新问题,需要全球治理来回答。也就是说,技术进步一方面继续推动全球化,另一方面又给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了新的课题。所以技术进步是加速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

   除了新技术革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新动力还有哪些呢?新动力之一就在于金融危机。面对金融危机,人们会找原因、反思,这样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思潮。在全球化进程中,任何一个国家都面临着机遇和挑战。总体来看,在当今的这套全球治理体系和规则下,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获益是较多的。但发达国家也付出了成本,其中最大的成本就是产业的空洞化。全球化深化各国分工,带来各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其实这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然结果。结构调整本身是很痛苦的,是要付出社会成本的。每个国家内部都应有一套机制,以便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更好地分配全球化的蛋糕。可一些国家没有或者忽略完善这种机制,导致社会矛盾的积累。比如在美国,从全球化中获益的往往是大的跨国公司,这些受益者又往往控制着社会媒体,在信息传播是自上而下的年代,向大众灌输的全是全球化正面的信息。但随着信息技术进步、互联网的普及,信息传播方式变了,从自上而下传播变成了水平传播与自下而上的传播交织在一起。当金融危机来临,这么多年积累的矛盾、怨言被急剧放大。也就是说,金融危机加上信息传播手段的变化,放大了反全球化的声音。

   所以,在过去几年里,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反全球化的声浪大幅上升。当然其中也有难民、宗教等因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全球化收益在国家内部分配不均衡,叠加上金融危机的冲击。从过去热烈的支持全球化,到现在开始质疑,甚至反对,反全球化的声浪开始影响一些发达国家的政治格局和政策走向。当这些发达国家的政策走向发生转变的时候,就会对全球治理形成新的挑战。

   此外,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还有一股新力量,那就是全球格局的变化。

   二战结束以来的全球治理体系,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比较多地体现了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当今的全球治理体系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不公正的。当前,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大幅提升,要求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声音越来越大,希望获得更多的话语权、投票权、更大的影响力,把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更多、更好地在全球规则中有所体现,这也是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一个重要力量。

   技术进步的力量、格局变化的力量,还有思潮理论变化的力量,从不同的方面都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所以说,现在处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加速期。二战以后,全球化经历了70年的高歌猛进阶段,我认为,现在可能确实到了需要调整的阶段,但调整并不意味着全球化要倒退,也不是彻底崩溃,而是要消化全球化高歌猛进带来的一些负面东西。而这就需要全球治理的改革,需要国内政治、经济各方面制度的改革。

   三大特征凸显“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治理之贡献

   中国经济时报:正如你刚才所说,全球治理体系面临许多新的挑战,正处于改革加速期。在此背景下,很多中外学者寄希望于“一带一路”倡议发挥重要作用。比如,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改进全球治理的新途径。对此,你怎么看?请你具体阐述一下,“一带一路”倡议对优化全球治理的价值与贡献。

   隆国强:“一带一路”是全球治理体系里的新倡议。全球治理体系在二战结束以后不断演进,其特点之一是多层次性,有多边的,也有很多区域的。过去20多年最大的变化就是区域化方兴未艾。上世纪90年代初,全球只有20来个自贸区,现在有450多个自贸区。区域层面治理体系的快速涌现是全球治理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一带一路”倡议恰恰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但“一带一路”和现有大部分以自贸区为代表的区域合作还是有区别的。

   区别之一,“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开放的地区主义。当前大部分区域贸易安排是封闭的,是区内成员之间进行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改革,在成员之间创造投资和贸易的机会、分享合作的机会,带有歧视性,开放性不够。开放的地区主义,除了通过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来创造贸易投资机会以外,区外的国家、企业同样可以分享,不排他。

   区别之二,“一带一路”倡议覆盖范围之大,是前所未有的。这几年区域贸易安排呈现一种新的现象,就是大型化,比较典型的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以及正在洽谈中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但即便是这些超大型的区域合作安排,跟“一带一路”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一带一路”倡议所覆盖的国家、土地面积、人口数量都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其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区别之三,“一带一路”倡议内容丰富,也是前所未有的。区域贸易安排有一些标配,包括贸易、投资、货币合作等,但如果按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五通”,即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设施联通、民心相通来说的话,“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囊括了国际经贸合作交流的所有内容,而且还包括了金融、文化、技术等很多方面的内容,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所以说,“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治理体系里,从理念到内容,都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找准定位,增强参与全球治理的软硬实力

   中国经济时报:“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舆论中有一种声音,中国不仅可以发挥世界经济以及全球化“领头羊”的作用,还可借“一带一路”之机,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对此,你怎么看?

   隆国强: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国际社会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充满了期待。尤其是在当今全球治理处于变革加速期、美国政策调整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对中国作为新一轮全球化中流砥柱的期待也是很强烈的。作为大国,中国为全球治理体系作出新贡献,这是一个新兴大国的责任。但是要想既能真正符合中国的实际,又能满足国际社会的期盼,我觉得还是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对自身要准确定位。首先,目前美国依旧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强国。我认为,美国的这种超强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并不会改变。一个时期以来,总有声音说美国衰落了,但其实过去四十年来,美国占全球GDP的比例一直在25%左右,并没有变化。其次,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不仅体现在GDP这个流量概念上,更体现在存量上。从存量上来看,美国国家的综合实力可能比它的GDP占比更高。所以,在相当一段时期里,美国超强的地位,还是难以改变的。现在美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下降,不愿承担其大国的国际责任,但并不是其能力的下降。我们要看清楚格局。中国是能够在全球治理体系里作贡献的新成员,目前还不具备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的能力。中国要警惕被外部的媒体给“捧杀”了。

   第二,为了能够为完善全球治理作出更大贡献,我国要紧锣密鼓地增强自身硬实力。所谓硬实力,就是指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通过多年努力,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支撑这个竞争力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正在快速削弱,并且面临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挑战、追赶。如果我国要引领全球化继续往前走,就意味着要进一步推进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这就需要我国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能够承受进一步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能够把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竞争压力转变成竞争优势;能够通过互利合作,促进自身发展。我国要承担引领全球治理往前走的重任,迫切需要加速提升产业竞争力。但这个竞争力不是原有产业竞争力的进一步增强,而是竞争力从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上来。这样我国不论在区域合作、“一带一路”倡议,还是多边谈判中,才会有主动权。

   第三,我国要增强自身软实力。软实力和硬实力是相关的,但又不是一一对等的。有的国家硬实力较强,但软实力较弱,并不能在全球治理体系里发挥与其硬实力所对等的影响力,比如日本。与之相反,新加坡虽然是小国,但由于软实力较强,其在全球治理体系里的影响力超出其综合国力。对于中国,我们一方面要加强硬实力,同时也迫切地需要加强软实力。

   软实力是什么?我认为,首先,软实力是一种吸引力,就是一国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方式以及文化等对他国产生的吸引力。中国有五千年的传统文化,过去三十多年,我们又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其中很多东西,对国际社会是有吸引力的。特别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都在探究中国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去学习。我觉得,我国确实也有很多可以跟其他国家去分享的发展经验和理念。比如说在重视基础设施建设、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重视技术创新等方面都有很多好的经验,但我们对过去发展道路的理论总结是不够的。所以中央提出,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是一个战略考虑,实际上就是要对中国的发展进行理论化的总结和提炼。这对集中体现我国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

   其次,软实力是指具备在全球治理体系里提出新倡议的能力。“一带一路”就是我国提出的一个非常成功的倡议,与之配套的,比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也是非常好的倡议。这体现出近些年,我国提出倡议的能力在增强,但我认为还不够,因为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期盼提高了。此外,全球治理体系在加速变动的进程中,作为新兴大国,我国要在更多层面提出新的倡议和解决方案。在这方面,我国还需要加强研究。

   此外,软实力还指内部对外谈判的协调机制。世界各国在对外贸易谈判中,都会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这将阻碍整个国家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发展。对于中国来说,我们需要发挥自身的体制优势,清楚国家的总体利益是什么,知道哪些是可以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中作出让步的。通过增强内部对外谈判的协调能力,才能获取更大的利益。

   最后,软实力还指的是人才。当前,我国需要一大批能够在我国参与、引领全球治理方面发挥作用的人才。比如,在前台的,参与国际组织、参与对外谈判、企业的跨国经营等;在后台的,做研究、教学、服务等。在人才培养方面,我觉得,除了高等教育,更重要的是“干中学”,形成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让那些真正有本事的人脱颖而出,这也是至关重要的。

作者:记者 赵海娟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17年0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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