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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培林:基数大,增速就一定低吗?
2017-1-9

   本文旨在阐明GDP基数和增速之间的关系。概括而言,基数和增速在有的增长阶段是正向关系,在另一些阶段则是反向关系,而在有的阶段两者几乎没有关系。

   笔者的同事赵昌文研究员和朱鸿鸣博士近期出版的《持久战新论》中,围绕流传甚广的一个说法——“基数大,增速低”,进行了深入讨论。他们的著作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了这个说法的缺陷。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重大而艰深,既关系到对当前中国经济的判断,也是一个饶有趣味的经济增长理论问题,因而也关系到对其他国家经济的判断。笔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经历了多次反复。所以专门为文,以深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单纯从数学上讲,“基数大,增速低”显然没有任何道理,任意想象一个变量,我们完全可以在观念中让它一直“驴打滚”下去,增速不会因为基数扩大而降低。不过,分析现实世界中的经济增速显然不能沿用这样的纯数学逻辑。

   现实当中关于GDP基数和增速之间关系的流行说法是,“基数大了,增速会降低”,理由是基数大了,现在一个百分点的增长对应的增量越来越大了。比如2015年中国GDP为68万亿元,一个百分点增量就对应6800亿元。1984年的GDP总规模仅仅为7300亿元。如果考虑价格因素,2015年GDP基数的3.3个百分点对应的增量,就相当于1978年的GDP总量。当然,还可以从国别间横向比较的角度给出这样的理由:中国现在GDP每一个百分点对应的增量,相当于国际上排位55名左右的经济体一年的GDP总量。这种说法虽然并非全无道理,却似是而非。下面详细分析。

   《持久战新论》指出,在通常的商业周期的波峰波谷上,“基数大,增速低”显然不是机械地成立的。这一点很容易理解。

   抽象掉上面的商业周期的影响之后,我们在更大时间跨度、更长的增长阶段上,把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为了分析之便,先抽象掉人口总量增速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把总量GDP转化为人均GDP。在分析完人均GDP的基数和增速关系的基础上,后文再把人口因素加进来。

   接下来,我们分全球技术前沿国家、追赶型国家(也兼顾未实现起飞的发展中国家)等不同类型,对于基数和增速的关系加以讨论。

   人类到目前为止的经济史当中,全球技术前沿国家的增速的经验是:人均GDP增速基本稳定,且其水平大约接近2%。如果抽象掉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美国在过去180多年中人均GDP年增速就是这个水平。在笔者《人类知识前沿外推速度常数与“追赶奇迹”极限》一文中,把这个2%称为人类知识前沿外推的速度,它似乎是一个常数。也就是说,在美国这样的全球技术前沿国家的经验中,人均GDP基数在不断增大,但人均GDP增速大致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上。可以说两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未来人类社会技术进步速度能否突破这个常数,现在尚不得而知,需要时间给出答案。如果未来技术进步速度台阶性加快,那么,在迈向新的高台阶过程中就会出现“基数大,增速快”的情形;等转入新的技术前沿外推速度后,就又恢复“基数与增速无关”的状态。同理,如果未来人类技术进步速度台阶性放慢,我们可以推导出基数与增速的关系会怎样变化。

   上面分析的是全球技术前沿国家的情形。而追赶型国家的情形则要复杂得多。笔者把二战后成功实现追赶的少数几个经济体人均GDP增速轨迹,称为“后发经济体的追赶周期”,包括这样一个过程:低速增长——起飞并达到一个较高增速平台上——以较高且较稳定的增速为特征的长达30年的平台期——经济增速逐步递减并趋近于前沿国家的水平。整个追赶周期涉及到四个阶段、三次阶段转变,不同阶段上基数和增速之间的关系是多变的,背后的机制也是不同的。

   第一个阶段是低速增长。追赶型国家曾经经历过这样的阶段;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今天仍然处于这样的阶段。处于该阶段的经济体和今天的中国相比,人均GDP基数要更低,人均GDP增速也更低。这些经验现象表明,基数小但增速未必高。而这些经验现象也容易沿用《持久战新论》的逻辑加以解释:因为这些国家经济体制存在问题,不能把技术上的后发优势有效地释放出来,转化为现实的经济追赶。

   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变是由低速增长到起飞,是典型的“基数扩大,增速也提高”的过程。这个经验现象也表明基数扩大、增速未必低。该现象也可以用《持久战新论》的逻辑加以解释,即“体制改革释放了后发优势,促成了起飞和经济加速”。

   第三阶段向第四阶段的转变,即高速追赶平台期结束之后,增速逐渐递减并趋近于前沿国家的水平,呈现“基数大,增速低”态势。这个现象是下面两个机制的叠加所导致。

   机制之一是技术上的后发优势逐步缩小。追赶型经济体经济增长的潜在速度,决定于其与前沿国家的技术差距。随着追赶的推进,人均GDP水平基数在提高,与前沿国家技术差距也相应缩小。这样,追赶型经济体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也就会缩小,进而会导致“基数大,增速低”。

   机制之二是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当今主流的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巴罗回归所提出的收敛机制是,人均GDP基数提高意味着人均资本保有量提高,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作用下,增速也会递减。

   现在分析第三阶段,即高速追赶平台期,这个阶段上,虽然人均GDP基数在逐年扩大,但年均增速在抽象掉经济周期等短期波动后,是比较稳定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平台期上,增速既没有随着基数扩大而明显降低,也没有明显提高。大致上呈现出基数和增速脱钩或者说无关的特征。

   但这个现象并不容易解释。笔者的文献阅读范围内,连这个平台期上反常的基数和增速关系的经验现象都鲜有涉及,更遑论系统解释。笔者曾尝试在《后发经济体的“追赶周期”》一文中提出一种解释:在高速追赶平台期,技术进步速度大体上抵消了资本边际报酬递减效应,使人均GDP增速得以稳定地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上。

   以上是抽象掉短期的商业周期波动之后,从较长期视角进行的人均GDP基数和增速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我们把人口加入进来。

   如果人口年龄结构始终不变,那么上述不同的情形下直接把人口因素加进来,就可以得出总量GDP及其增速之间的关系。但在不同增长阶段上,人们生育行为有明显差别,大体上呈现出“收入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的特点。到目前为止的历史经验是,人口增速随着人口基数增大而降低。把该因素加进来之后,总量GDP及其增速之间的关系,相当于在上述人均GDP基数和增速关系各情形基础上,叠加了一个“基数大,增速低”的人口因素的效应。

   最后回到中国经济未来增速的问题上。根据前面的分析,要判断未来中国经济增速,关键要判断处在追赶周期的哪个阶段。一些证据表明中国高速追赶平台期已经结束并向下一个阶段过渡,如是,则未来中国将呈现基数大,增速低的趋势;但也有一些证据表明中国高速追赶平台期尚未结束,如是,则很有可能度过几年困难时期之后,在经济基数扩大的同时保持相对高且稳定的增速。最终会怎样,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刘培林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17年01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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